由于PPT都是以逐次曝光，所以，PPT将不断更新中，期待完整版。
微软办公演示软件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缩称PPT，这回在斯诺登事件中立了头“功”。
PPT（或PPS）也是目前经常造成网络塞车的邮件主要成分。为防止PC堵塞，本人有时不得不先在安卓平板电脑邮件列表上删除。平心而论，就其多媒体集成的多样和制作的难度，所收邮件中的PPT中似乎未发现有超过本人1997年水平者（企业要务之需）。原因并不单一，比如：如果制作需要大量较高精度地图，Microsoft Office 97自身即可满足。自2003版以后，此功能剥离出去，独立成为MapPoint，而且——好像后者只面向欧美使用者。
揭秘“棱镜”事件：踢爆全球隐私的惊天告密
2013-6-26
【电脑报在线】5月20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离开了他位于夏威夷的住所，只身来到香港。此时的他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管理员，但他随身携带的四台笔记本中却装着足以轰动世界的机密材料。
5月20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离开了他位于夏威夷的住所，只身来到香港。此时的他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管理员，但他随身携带的四台笔记本中却装着足以轰动世界的机密材料。
20天后，斯诺登因为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监视计划“棱镜”（PRISM）而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人物，他公开的信息不仅令华盛顿的政要和硅谷的科技界巨头们措手不及，也牵动着各国政客、媒体、网民的心。
在美国，支持他的人将他视为英雄，反对者称他为叛徒，他则说自己既非英雄也非叛徒：“我是一个美国人。”
几周以来，全球媒体对于棱镜项目以及斯诺登做了不计其数的报道。本期《电脑报》将从科技的视角对这个备受关注的事件作观察和解读。《卫报》获得的机密文件显示，微软、雅虎、Google等9家科技企业卷入棱镜项目爆料者斯诺登美国国家安全局硅谷的震动
6月6日，一条以此为标题的新闻出现在了英国左翼大报《卫报》的网站上。如果说之前一天该报关于“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要求电信运营商Verizon向其提供电话通话元数据的报道已经在美国的科技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那么这篇文章则可谓震惊世界。文章称，根据该报掌握并核实的一份41页的PPT文件，这个代号为“棱镜”的高度机密项目使NSA得以直接从Google、苹果和Facebook等公司的服务器上获取用户数据。
在此之前的20分钟，一篇报道同一事件的深度文章出现在了以揭露水门事件而闻名的《华盛顿邮报》的网站上。该报引用了《卫报》获取的PPT文件，但也批露了一些独家材料。文章认为正是互联网巨头的参与使棱镜成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监视项目：“NSA以窃取机密和破译密码为荣，并且习惯于与帮助它转移数据或绕开障碍的伙伴合作，但还从来没有一个Facebook或Google（这样的公司与之合作）。”
根据美国法律，NSA有权向互联网公司提出索要具体的用户数据的请求；而当某项请求获得法院的指令时，数据持有方必须向NSA提供相应数据，否则将被视为违法。
但《卫报》获得的机密文件显示，通过棱镜项目，NSA能通过完全不同于已知的方式获取用户数据——直接进入数据持有方的服务器。换言之，NSA无需征得加入该项目的科技公司的许可，也无需从法院获得指令，就能直接获取大量的、并非针对具体目标的用户数据，其范围涵盖电子邮件、视频和音频聊天、照片、文件传输、视频会议以及社交网络等各类服务。
文件称，参与棱镜的公有9家科技企业：微软和雅虎于2007年成为该项目首批合作方，随后Google、Facebook、PalTalk、YouTube、Skype和AOL在2009-2011年间先后加入，苹果则在2012年10月成为棱镜最新的数据提供方。此外，文件还显示NSA正计划让Dropbox加入其中。
《华盛顿邮报》则称，尽管这一项目针对的目标是不是美国公民，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分析师在判断上的误差等因素，一些美国公民的信息也被NSA获取。
被牵涉的公司大多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如果两家媒体的描述被证实，那便意味着使用这些公司服务的用户随时都可能处于NSA的监视之下。“不太可能找到比硅谷更多的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华盛顿邮报评论道。
一天之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Clapper）证实了这一项目的存在。尽管他表示该项目是为了反恐和保障美国人的安全，强调该项目合法且不针对美国公民、两家媒体披露的一些信息不实，还称泄露该项目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他的回应无疑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和恐惧。
面对这一异常敏感的事件，所有牵涉其中的公司都用谨慎的措施否认他们参与了该计划，也从未允许NSA直接进入他们的服务器获取数据。
在提供给卫报的声明中，Google强调了他们对于用户数据安全的关注：“我们按照法律规定向政府提供用户数据，并且我们会认证评估所有的请求。不时有人声称我们在系统上为政府提供给了‘后门’，但Google并没有供政府接触个人数据的后门。”
苹果的发言人史蒂夫·道林（Steve Dowling）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称其“从未听说棱镜”：“我们没有向任何政府部门提供对于我们的服务器的直接访问，任何要求获取用户数据的政府部门必须拿到法院的指令。”
很快，这条新闻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议，互联网公司的官方回应没能阻止用户对于隐私及数据安全的担忧。6月7日，Facebook CEO扎克伯格和Google CEO佩奇分别发出声明，均表示此前没有听说过棱镜，也从未允许政府部门直接从服务器上获取用户信息；在声明的最后，两人都呼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增加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的项目的透明性。
随着美国政要的表态、爆料者斯诺登身份的公开以及“美国入侵中国网络”等新信息的曝光，科技企业不再是谈论这一事件的人们所关注的唯一焦点，但风暴并未离开硅谷。
如同之前几年波及全美的历次互联网风波一样，旨在推动互联网自由及保障公民网络权益的公益组织们又一次走在了抗议的前列。因标识出现在斯诺登的笔记本电脑上而又一次名声大震的电子前哨基金会（EFF）在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呼吁公众联名向微软、Google、苹果、雅虎等公司的负责人施压，让他们要求国会调查NSA的监视行动并公开棱镜的更多细节。
与此同时，部分研究互联网法、足以影响美国互联网政策的知名学者们也就此事件做出表态。在接受《连线》网站采访时，以提出“网络中立性”概念而著称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呼吁网民不要使用Facebook和Google：“保持和朋友的联系很不错，但我想如果你发现这些公司真的参与这些监视项目中，你就应该离开。”他认为当让庞大的数据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监视行动将变得十分容易，“所以Facebook和Google总是成为想获取人们信息的那些政府的目标。”
迫于压力，互联网公司们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做出了进一步反应。6月13日，Google的发言人克里斯·加纳（Chris Gaithe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Google只通过人工提交和FTP两种传统方式向政府部门提供对方请求的用户数据，而没有参与任何允许政府直接进入系统或者在网络上安装设施的项目，“无论是基于国家安全还是其他原因”。
一天以后，Facebook在征得美国政府同意后，成为首个公开其收到的政府获取数据请求数量的公司。这家社交网络巨头称，2012年下半年他们共收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9000-10000次请求，涉及18000-19000个账户，原因包括区域性犯罪和国家安全等。随后微软、苹果和雅虎也先后公布了类似的数据。
“我们看到这些公司要求政府允许他们在透明性报告中发布更多数据，这是值得鼓励的，”在接受《电脑报》采访时，EFF新闻发言人大卫·马斯（Dave Maass）表示：“但这也说明用户应该对他们使用的网站高度谨慎。”
在斯诺登看来，这些公司的声明经过了反复的订正，而且都用到了一些相同且具体的说法，这说明他们没有说实话。他在17日回答《卫报》网站的网友提问时表示，正是由于他的爆料以及这些公司的影响力，“我们终于开始看到关于这个项目更多的透明性和更好的细节”。
斯诺登称，当涉及到棱镜的细节时，这些企业在法律上有权保持沉默，但这样做并不符合他们的道德义务。“如果像Facebook、Google、微软、苹果这样的公司拒绝向情报部门提供合作，你认为政府会干什么？把他们关掉？”
改变世界的辍学IT男
在棱镜曝光三天之后，报料人斯诺登的信息出现在《卫报》上。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揭露惊天秘密的人，既不是真正的“特工”，也不是老迈的政客，而是一名年轻的IT男，看上去甚至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加年轻。
直到6月9日当天，斯诺登仍旧是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雇员。三个月前，他进入这家为多个美国政府部门提供外包服务的公司，来到NSA在夏威夷的情报中心担任系统管理员。当他的身份正式曝光后，博斯艾伦在一份官方声明中称他们对此感到“震惊”，表示斯诺登“严重违反公司规范以及核心价值”，并随即宣布将其解雇。
斯诺登在博思艾伦的年薪是12万2千美元，对于他这样年龄热美国人来说，这个收入已算是高薪。而据他自己透露，他此前还曾拿到过大约20万美元的年薪。但真正的令人意外的是，这名先后为CIA和NSA两大情报工作服务过的IT男并非名校毕业生，甚至从未上过大学，而只是一名高中辍学生。
斯诺登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政府职员家庭，父亲曾为美国海岸警卫队服务，母亲则曾在地方法院工作。16岁时，他随父母来到马里兰州，在一所高中修读计算机专业。他并非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学生”，没能修完毕业所需的学分，但在此期间学习的计算机知识为他此后的职业道路乃至最终的成名奠定了基础。
据他自己介绍，他在离开学校后先后在不同的组织担任过系统工程师、系统管理员、解决方案咨询师以及通信信息系统负责人等多个职务，尽管这些大多都是初级职位，但负责IT让他有条件对自己服务的组织了如指掌。“当你身处一个像情报部门的系统管理员这样拥有特权的位置时，你可以比普通的雇员获得更多、更广泛的信息，”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
不过，斯诺登最初的理想并非成为一个报料者。事实上，他曾加入美国特种部队，希望能到伊拉克服役，只是因为在训练中受伤而没能成行。在部队的经历让他开始了解这个国家的黑暗面，但他仍就选择为国家服务，先后成为NSA的外包公司以及CIA的雇员。
尽管从未正式被NSA聘用，但已经公开的信息显示斯诺登曾先后在三个不同的组织为NSA服务。从在马里兰大学为NSA的设施做保安，到加入外包公司为NSA在驻日美军基地的情报站服务，再到成为博思艾伦公司的员工，斯诺登和NSA的“姻缘”断断续续已近10年。他自称掌握的信息远超目前已公开的部分：“我接触到了NSA所有员工、全世界所有情报设施、情报站、任务（等信息）；如果我想危害美国，我可以在一个下午关闭这个监视系统。”
成立于1952年的NSA隶属于美国国防部，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但与常在好莱坞电影及美剧中被提及的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相比，这个机构并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很多美国政府工作人员都对其职能不甚了解，因而有人根据其英文缩写将其戏称为“没有这个机构”（No Such Agency）。之所以如此神秘，原因之一在于NSA主要负责监视、监听通讯以及破译密码，其雇员大多为数学或计算机专家，无需像CIA和FBI的特工一样经常外出搜集情报，也难以被搬上文学或影视作品。
不过，以《达芬奇密码》闻名的悬疑小说家丹·布朗却以NSA的情报工作为背景撰写了他的处女座《数字城堡》。巧合的是，这部小说描写的正是NSA的一名前IT雇员因不满该组织的肆意侵犯公民隐私而愤然离去，并与NSA为敌，试图用一种无法被破解的算法威胁NSA，迫使NSA公开其监视行为。
斯诺登同样希望让公众了解NSA对互联网的监视行为。不过与丹·布朗笔下的天才工程师不同，斯诺登没有以任何形式威胁NSA，而是直接向媒体公开了他所掌握的信息。“任何处于这样的职位并拥有这样技术实力的人都可以轻松搞到机密并通过一个开放的市场卖给俄罗斯，他们和我们（美国）一样总是（对此）敞开大门的……但这不是我的目的。”美国的网络自由困境
尽管斯诺登在国内外获得了大量支持者，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许多政客却将他视为“国家公敌”。
事发后，NSA迅速要求美国司法部对斯诺登进行犯罪调查。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称泄密者毫无疑问应该被起诉。多位国会议员称他为叛徒，甚至要求将其逮捕。
尽管美国尚未正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提出引渡申请，但由于两地存在引渡协议，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香港并非斯诺登的久居之地。斯诺登本人无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曾在表示直到被驱逐之前不会主动离开香港，但6月18日，冰岛官方证实，斯诺登已向冰岛提出了非正式的政治庇护申请。
斯诺登的遭遇不免让人联想起另一位因为泄露美国政府机密而被迫寻求政治庇护的争议人物——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尽管阿桑奇是被瑞典警方指控涉嫌性侵犯，但他和他的支持者始终怀疑这一指控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影响。在棱镜项目公开后，藏身于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中的阿桑奇称斯诺登为英雄，并建议后者向俄罗斯或南美国家寻求政治庇护。
除了报料，斯诺登和阿桑奇的另一大共同点是对互联网自由的推崇——阿桑奇曾被澳大利亚媒体称为“互联网的自由斗士”；斯诺登在笔记本电脑上贴上了EFF和以及旨在推动网上匿名交流的Tor项目的标志，他选择向冰岛申请庇护也被认为是考虑到了该国在推动网络自由方面的良好声誉。而两人当前所面临的共同处境，则体现了美国政府在网络自由问题上所处的困境。
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民间长期存在着推动网络自由的强大力量。上世纪90年代初，EFF、民主与科技中心（CDT）等倡导网络自由的非政府组织先后成立，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互联网从业者和用户。1996年，为抗议国会通过《电信法案》，EFF的联合创始人、著名诗人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仿照美国《独立宣言》的形式撰写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在网上广为传播；该文宣称互联网应不受任何政府管辖，并对试图通过法律控制网络的政府提出警告。上世纪末，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顶尖高校先后成立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聚集了一批研究互联网的社会科学学者，对推动美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自由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与国会对于互联网自由的态度却呈现两面性。
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高官都在公开场合倡导网络自由，奥巴马政府更是将互联网自由作为核心外交政策之一，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连续两年就这一议题发表公开演讲，指责其他国家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做法。
另一方面，受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违反、限制网络自由的事件也不断出现，并多次引发强烈抗议。
2010年11月，维基解密公开了数万份美国外交电报。美国政府随即禁止其雇员阅读这些材料，同时向Twitter索取维基解密成员的账户信息；亚马逊、PayPal、EveryDNS等公司先后停止为维基解密提供服务，有报道称他们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压力；身在英国伦敦的阿桑奇也很快遭到瑞典警方通缉。在2011年2月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讲中，希拉里试图将维基解密事件排除在网络自由议题之外，称其为“网络犯罪”、“破坏网络安全”，但这些说法没能消除反对者的质疑。
2011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提出SOPA（《禁止网络盗版法案》）和PIPA（《保护知识产权法案》）两个法案，旨在阻止国外网站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由于法案要求互联网公司主动对包括UGC内容在内的可能的侵权行为进行审查，否则将承担连带法律责任，若这两个法案被通过，互联网公司将不得不在知识产权方面投入更大的成本，UGC领域的创业公司将面临严重的生存压力。两个法案引发了席卷全美的抗议浪潮，Google、Facebook、雅虎、维基百科、Mozilla、Twitter、亚马逊等公司以及多个民间组织先后加入抗议活动，最终迫使两个法案在国会的讨论无限期推迟。
今年1月，27岁的著名程序员、作家阿伦·斯沃茨（Aaron Swartz）在家中自杀。这位参与制定RSS标准并创办社交网站Reddit网络自由倡议者于2011年被指控从学术期刊数据库JSTOR中非法下载大量论文，面临数百万美元的罚款和最高35年的监禁。他的去世引发了美国科技界的关于互联网自由与开放的新一轮讨论热潮，而由此展开的抗议行动也使得国会对他的案件展开调查，同时着手修改相关的法律。
在棱镜事件爆发后，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描写极权主义社会的小说《1984》在美国的销量暴增，反映出许多美国人对于因网络行为受到监控而失去自由的担忧。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成员库斯图诺夫（Ilya Kostunov）通过公开信中要求限制公务员访问Gmail、Facebook等美国的互联网服务后，有观察人士指出，棱镜将给俄罗斯进一步限制社交网络提供借口。
在伊恩·布朗看来，棱镜对网了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是全球互联网自由运动首要倡议者，这件事情显示了它在这个议题上的虚伪，也严重影响了这场运动的声誉。”
斯诺登披露了多少机密
新华网 （ 2013-06-24
斯诺登向《南华早报》记者出示了多份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从2009年开始入侵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电脑和网络系统，中国大陆和香港已有数百个目标受到监视。在香港的目标中，多数是大学、政府官员、商人和学生。
《环球》杂志记者/宿亮
在建筑物的巨大阴影下，曝料者在一处秘密地点等待着与记者见面。他手中的魔方玩具，暗示着即将披露的内容，也是记者辨识他的“信物”。随着魔方的旋转，也许第二天相关消息就将传遍全球。
这样的情节常常见于各类谍战电影中，孤胆英雄凭一己之力挑战幕后黑手。但现实有时比电影更精彩——当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博斯公司的基础设施分析师爱德华·斯诺登选择“本色出演”，解密美国政府用于监控全球网络通信用户的“棱镜”项目时，这个故事吸引了更多的眼球。
浏览记录、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美国安全机构尽在掌握
2013年6月6日，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斯诺登提供的“最高机密”材料，首次向全球公开了“棱镜”项目。
《卫报》报道，在“棱镜”项目下，美国国家安全局得以进入微软、谷歌、脸谱、苹果等美国多家信息技术巨头的服务器，搜集用户的浏览记录、电子邮件、文件传输和在线聊天记录等个人隐私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有多家IT企业向美国安全机构提供了协助。
“棱镜”项目监控的目标是在美国境外使用这些IT服务的用户，以及与境外人员有通信联系的美国用户，监控范围涉及实时通信和信息存储。
按照《卫报》的说法，“棱镜”项目始于小布什政府2008年推出的新版外国情报监控法案。2012年1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这项法案延长5年。根据该法案，美国IT公司可以在总统的命令下，以反恐为目的进行窃听并免于司法调查，情报机构即使未得到授权也可以监视涉嫌恐怖活动人员的通信记录。
在斯诺登提供给《卫报》的一份共计41页的幻灯片材料中，美国国家安全局明确提出，“棱镜”项目的所有活动得到“多家美国通信服务提供商的协助”。在多份材料中，美国安全机构还夸耀“棱镜”监视范围之广，除文字记录外，照片、音频、视频、IP电话，甚至社交网络上的交流细节也尽在掌控之中。
美国安全机构在IT公司的帮助下，秘密获取信息资料，并将每一条截获并需要进行调查的通信记录称为一条“报告”。斯诺登告诉媒体，美国国家安全局每月从“棱镜”中获得2000多份“报告”。从启动至今，“棱镜”已经提供了7.7万份“报告”，2012年的“报告”比上年多出27%。
通过网络监视手段获取情报后，美国还与盟国分享这些情报。《华盛顿邮报》披露，英国情报机构最晚于三年前介入“棱镜”，绕过合法途径获取个人信息。2012年英国方面从“棱镜”中获取了197份“报告”。后来又有多家媒体曝料，与美国存在安全合作关系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以色列和新西兰也卷入了“棱镜门”。
这一事件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侵犯个人隐私信息事件，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整个西方情报机构最丑陋的一面显现在公众面前。
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作者乔治·奥威尔描绘了一个实施极权统治的“大洋国”，其领导人通过各种摄像头监控民众的一举一动。小说中，“老大哥在看着你”成为那些监控民众行为的代名词。“棱镜门”一出，西方媒体普遍用“老大哥”指代美国政府，全球民众则纷纷抗议，谴责美国政府可能随时侵犯公众隐私。
中国大陆和香港已有数百个目标受到监视
2013年6月9日，《卫报》在征得斯诺登同意后公开了其身份。同一天，斯诺登在中国香港现身。他现年29岁，戴一副拉丝眼镜，外表文弱，就像一个邻家大男孩，但就是这个曾为美国安全机构工作多年的分析师，在全球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
在香港的一处秘密地点，斯诺登与英文媒体《南华早报》的记者见了面，谈了一小时。该报在6月12日的报道中说，会面中，斯诺登披露了“棱镜”项目的更多细节，并说美国安全机构多年来持续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实施“黑客”攻击。
斯诺登向《南华早报》记者出示了多份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从2009年开始入侵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电脑和网络系统，中国大陆和香港已有数百个目标受到监视。在香港的目标中，多数是大学、政府官员、商人和学生。
此后，“棱镜门”继续发酵。
6月16日，即在英国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开始的前一天，《卫报》公开了斯诺登提供的多份文件。
文件显示，2009年伦敦召开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在会场网络咖啡吧的电脑上安装了拦截程序和键盘记录软件，并在多名来访代表团成员的手机中植入了“木马”，以监控其电子邮件。
更有甚者，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面几小时后，美国国家安全局设在英国的分支情报机构，就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帮助下，监听了梅德韦杰夫与莫斯科方面的卫星通话。
“我不是叛徒”
“棱镜”项目曝光后，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大的质疑声，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各种场合极力辩解，以降低这一事件带来的争议和消极影响。
就“棱镜”在运行期间发挥的实际效用，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说，监视项目已经帮助情报机构防范和挫败数十起恐怖袭击。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多次通过媒体为监视项目辩护。他说，虽然监视项目属秘密授权，但运作仍然“透明”，受到秘密法庭监督。除强调监视项目存在之必要性，奥巴马还透露，已经组成一个关于隐私权和情报搜集的委员会，将秘密讨论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开展情报搜集工作而不会影响公民隐私。
涉及“棱镜”和其他监视项目的多家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发表声明，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这些企业还要求政府在可能的情况下公开更多监视信息，以反驳媒体的不实报道。
最先发表声明的是社交网站脸谱。这家网站的法律顾问在声明中说，脸谱的确接到过政府公开信息的要求，这些信息涉及走失儿童调查、跟踪犯罪嫌疑人以及恐怖袭击危险等，对用户的影响较小。声明还说，这家网站并没有完全满足情报机构的要求。
随后，微软、谷歌也发表声明，透露了向美国政府提供的用户信息的数量。
对于美国政府和互联网企业关于监视项目得到监督的说法，“棱镜”泄密者斯诺登不以为然。他说：“所有关于监视项目的限制措施都是政策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政策性的东西随时都能够改变……任何能够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局数据库的分析师都可以随时获得任何想要的信息。”
对于斯诺登，不少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公开指责他已经犯下“叛国罪”，必须受到惩罚。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现已对斯诺登提起诉讼，针对他的刑事指控包括间谍罪、窃取和转移政府财产等。
但斯诺登此前已表示：“我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我是一个美国公民。”
虽然斯诺登选择到香港避难一事在美国引发了争议，甚至有美国媒体怀疑他通过把机密卖给中国而换取庇护，但斯诺登否认和中国政府联系过。
他说：“美国媒体会对任何涉及香港或中国内地的东西作出一些下意识反应，这是为了让人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美国政府的不当行为上。”他还反问，“如果我真是中国间谍，为何不直接飞去北京？这样的话我现在就坐在宫殿里抚摸凤凰了。”
6月2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表声明，斯诺登已经离开香港。
资料：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全球实施了超过6.1万个黑客行动
《环球》杂志记者/杨舒怡
半个多世纪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秘密监视机构，刻意远离公众视野，以至于许多人压根不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个机构。但此次“棱镜门”监控丑闻的爆发，也将这个神秘的机构拖到了聚光灯下。
美国国家安全局隶属于国防部，前身是美军安全局，总部最初设于首都华盛顿。苏联研制出原子弹后，美国政府担心万一华盛顿遭到核攻击，可能会导致所有政府机构一并损毁，于是，决定把一些部门迁出首都。
从国家安全局新总部的选址来看，这个机构非常重要：一方面，距华盛顿有相当的距离，不会因首都遭到核攻击而一并受损；另一方面，距华盛顿又不太远，有利于与其他政府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位于马里兰州的米德堡符合这两个条件，国安局的新总部就在这里。
总部四栋主体建筑是由真正的铜墙筑成的，为的是挡住通讯信号，避免声音外泄，从而有效保密。
作为情报部门，美国国家安全局雇用的数学家数量居全球之首，它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计算机，搜集和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可谓无与伦比。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国家安全局每天在全球范围搜集17亿份电子邮件、电话通话等情报，分门别类录入70个数据库。
据斯诺登介绍，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直接侵入互联网交换中心，从而“一揽子”获取成百上千台电脑的数据资讯，“无需再逐一侵入单台电脑。”
斯诺登还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全球实施了超过6.1万个黑客行动，“在没有特定嫌疑人的情况下，非法攫取人们的通信数据——他们一股脑儿地窃取所有信息，然后从中淘选有用信息”。
据了解，国家安全局还斥巨资开发出了许多技术应用。美国罪案剧里一些常见的追踪方法，便是由这个机构研发的。例如，根据一台计算机在网络中的虚拟位置，就能准确锁定它的实际物理位置；利用手机信号，就能实时跟踪手机持有人的实际方位……
来源：2013年7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为揭美政府的底，斯诺登准备近半年
发布者：皮皮鲁 时间：2013-06-14 来源：解放牛网新闻晨报
斯诺登就是在这家香港酒店披露美政府“监控门”内幕的晨报记者 徐惠芬综合报道
5月20日，29岁的斯诺登抵达香港。当时，这个拉着黑色手提箱、带着几个手提电脑包的美国年轻人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没有人会想到，他携带的四台电脑藏着美国政府的顶级机密。
为了将美国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棱镜”计划公布于众，斯诺登已经准备了近半年时间，他将在香港见证自己努力的结果。大约两周后即6月5日，英国《卫报》率先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门”事件，由此成为全球第一家曝光该秘密情报监视项目的媒体。
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会选择英国媒体披露这个惊天大新闻？他又是如何与《卫报》记者“接上头”的？12日，参与该新闻报道的《卫报》记者尤恩·麦卡斯基尔发文解答了这些疑问。
■接触寻找值得信赖的记者
为什么是英国《卫报》？
作为一个美国人，斯诺登照理应该想到把如此劲爆的“故事”披露给美国《纽约时报》。不过，按照斯诺登的说法，自己对《纽约时报》失望透顶，因为他发现《纽约时报》曾在2004年大选年的时候获得过一个特大的独家新闻——即在“9·11”之后，布什曾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取得许可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进行窃听，但是直到一年后，《纽约时报》才对外报道了这一事件。
斯诺登称，这对他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他开始寻找其他值得信赖的记者。今年1月，斯诺登联系上了纪录片拍摄者以及记者劳拉·波尔塔拉斯，两人开始通信。波尔塔拉斯曾先后制作两部纪录片，讲述美国“9·11”事件及美国反恐战争。
波尔塔拉斯接受访问时说，今年1月，有人向她发来了披露美国政府涉及监听民众行为的电子邮件，虽然两人保持联系，但她始终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就此事，波尔塔拉斯还联系了多名记者，其中包括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格尔曼和《卫报》的评论员格伦·格林沃尔德。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称，事实上，斯诺登最早是把消息透露给了《华盛顿邮报》。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后，斯诺登开出了报道的条件：1.《华盛顿邮报》须在72小时内发布此新闻，包括“棱镜”计划的PPT全部演示文稿；2.《华盛顿邮报》须在网上发布一个秘钥，通过这个暗号，他可以向外国使馆证明自己就是此消息的“线人”。
不过，《华盛顿邮报》表示，他们无法向其做出保证。据报道，《华盛顿邮报》认为，他们需要寻求美国政府官员对此事的看法，判断它是否会对国家安全有潜在危害，而不是把曝光此事作为优先考量，此外，他们还决定把41页的PPT内容缩减成4页。
对此，斯诺登简洁地回答说“很遗憾”，之后，他开始与英国《卫报》“展开合作”。
■通信用视频教记者如何加密
2月中旬，斯诺登联系上了《卫报》格林沃尔德，他向住在巴西的格林沃尔德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并提到希望自己发送和接收的电子邮件能够加密。为此，斯诺登还特意制作了一个YOUTUBE视频，让格林沃尔德了解加密过程的每一步。
不过，格林沃尔德并不清楚斯诺登的真实身份，对他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也表示怀疑。他没有采取行动。3月，来到纽约的格林沃尔德接到了波尔塔拉斯的电话，波尔塔拉斯说服他应该“认真对待此事”。
于是，格林沃尔德和斯诺登开始“安全通信”，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计划的第一批文件也传送到了格林沃尔德处。
5月31日，格林沃尔德与《卫报》的编辑就此面谈。第二天，他与波尔塔拉斯一起飞到了香港，对斯诺登进行面对面采访，并撰写相关文章。
■碰头如特工般在香港见面
在香港碰头之前，无论是格林沃尔德还是波尔塔拉斯都不知道斯诺登长什么样子。“对于如何碰面，斯诺登作了精心的计划。”格林沃尔德称，斯诺登让他们先到旅馆三楼的某一个地方，然后大声询问如何去餐厅。格林沃尔德认为，当时斯诺登就躲在某一个地方，“监视”着发生的一切。
之后，格林沃尔德和波尔塔拉斯来到了一间摆有一具大型短吻鳄模型的房间。到了房间，格林沃尔德和波尔塔拉斯意识到，他们面对的年轻男子正是斯诺登。因为此前斯诺登曾告诉格林沃尔德，自己会拿着一个魔方。
不过，格林沃尔德和波尔塔拉斯还是十分震惊，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斯诺登竟然是一个才29岁的小伙子，而不是此前他们所认为的大概有60岁，在美国情报机构担任重要职位。
“当时我想，这趟差白跑了。”格林沃尔德如此回忆。
不过，听斯诺登讲了一个小时后，格林沃尔德就改变了他的看法，“我完全相信他。”
■采访一开始就准备公开身份
采访在斯诺登的房间进行，房间俯瞰着九龙公园。在装完摄像器材后，斯诺登和记者们一起挤进了这间狭小的房间，斯诺登在这个房间已经待了两个星期，几乎足不出户，饭菜都由服务人员送进房间。
这一次来香港，斯诺登所带的东西并不多，只有一些衣物、一本书、一个魔方，还有四台电脑。他为自己的开销担心，尤其担心自己的信用卡会被冻结。虽然熟知监控技术，但斯诺登很难逃匿，因为在刷信用卡时，他必须签上自己的大名。
不过，对于公开自己的身份，斯诺登并不后悔。斯诺登表示，如果泄密者一直保持匿名，那么许多同事肯定会被调查，因此受到牵连，为了不让同事卷入这场纷争，自己决定公开身份。事实上，从一开始，斯诺登就作好了公开的准备，为此，波尔塔拉斯还将其接受格林沃尔德采访的过程拍摄了下来，以配合他的“现身”。
采访加上斯诺登提供的文件，从5日起，《卫报》接连推出了四篇独家新闻，包括引起巨大震动的“棱镜”计划。在《卫报》曝光“监控门”一事的次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加入报道的行列，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棱镜”计划直接接入九家美国IT公司中心服务器搜集情报。
专译：如何定性斯诺登 意义深远！
中国评论新闻
斯诺登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监视计划的电子演示文稿（《华盛顿邮报》）
中评社香港6月19日电（记者 孙仪威编译报道）随着斯诺登事件的不断发酵，社会各界也评论纷纷，在这其中，有一种斗争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斯诺登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徒？
《经济学人》网站17日发表文章，对“斯诺登其人该如何定性”这一问题加以阐释。
文章以一道带有戏谑口吻的选择填空题开篇：美国国家安全局前IT技术人员爱德华·斯诺登，向全世界泄露了老东家关于秘密监视计划的电子演示文稿（PPT）。他真是（位）－－
A、英雄
B、自恋狂
C、叛国者
D、勇气十足
E、以上全是
文章称，对于这道题目的竞猜活动早已变得乏善可陈了，因为同斯诺登的个人品质与揭秘动机比起来，他所揭露的国安局秘密监视计划的本质与覆盖范围，才是重中之重。此刻，《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的罗恩·福尔涅（Ron Fournier）的文章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共鸣。福尔涅如此写道：
“我一点儿也不关心这个揭露了两个覆盖广泛的美国网络秘密监视计划的人品性如何，我也不担心舆论的法庭会给他怎么样的审判。为什么？因为这就不是我该去关心的问题。真正该去关心这些问题的首先是白宫官员，因为美国政府一直想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政府的滥权与欺骗行为上转移开来；其次则是媒体从业者，他们一直致力搜集耸人听闻的故事，来服务唯名人是从的受众们。”
福尔涅在文章中罗列了10条“我们真正该去关心的问题”，其中包括“斯诺登披露的计划合法吗”、“它们真的对反恐行之有效吗”、“美国政府还做了什么来侵犯我们的隐私”等等。作者认为福涅尔所言甚是，这些问题正是民众首先应该去关注的。
但与此同时，作者着实对斯诺登其人如何，以及他在舆论法庭中的将面临着何种命运心存忧虑。因为，斯诺登事件确实会影响到将来民众对政府安全部门的滥权与欺骗行为的容忍度。
文章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像斯诺登这样具有公共意识的美国民众，目睹了政府如此行径后，他们本来持这样一种态度：要用勇敢行为来进行斗争，就像斯诺登揭露了秘密监视计划这般。但是，斯诺登最终命运究竟如何，会对美国民众的这种态度造成直接影响。
其实，文章称，人们并不需要去说服自己去相信斯诺登是个英雄，就能明白这场抹黑他的斗争实际上在为未来对抗泄密者树立先例。
那么，到最后，斯诺登到底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都将深深地影响到未来的泄密行为。无论是忙于褒奖，还是急于贬低，都是对斯诺登的地位进行定性的斗争。这位泄密者在美国文化中最后到底是饱受赞誉，还是尽遭辱骂，作者称，“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指出，这场斗争的结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为，就像经济学家常说地那样，激励的因素始终在起着促进作用。而且，很少有用惩罚来作为激励的。在尊重经济学中（一种经济学概念，核心观点为：人活于世，本能地渴望获得尊重，但是尊重无法用金钱买到，而是在人际竞争中相互给予的。所以，为了获得尊重，人们会开展竞争行为，在竞争中获得尊重，从而也有了进一步的其它人际交往与关系等），基本的人性是占据首位的，而获得尊重，恰恰也是人性的需求。对于斯诺登事件来说，如果给予其更多的是尊重，那么它将会作为先例，对后来的泄密者们起到激励的作用。任何一种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即为划分地位、辨别荣辱。对于尊重的本能渴望将驱使人们去追逐“能够获取尊重”的行为结果，而非去“自取其辱”。权威们急于给斯诺登盖棺定论的行为并不奇怪，但是，这种进行最终决断的方式却是发人深省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沮丧的。
另外，对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撰文对斯诺登进行鲁莽自大地心理分析与预想，社会应该就此感到极其羞愧。然而，布鲁克斯那套愚蠢的、道德说教式的、又具妄自定性性质的说辞却能被美国大众所广为接受，这就说明了美国人的自我反省还远远不够。同时，文章指出，美国人没有好好反省的，正是他们缺乏自省这件事本身。
文章称，有些问题，美国民众有探求的意义，而有些则没有，但与此同时，这些问题都是终会令人痛心的。美国人如果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敢于用这种方式挑战权威”，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要问“在一个以发动非正义战争而闻名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去加入特别部队”或者“到底是什么样人在协助国家在民主公允的范围之外，来秘密地进行活动”就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毫无意义。
文章指出，当然，对于后者来说，这些问题自然存在合理的解答，但这又表明了有许多美国人光是听到这些问题都会觉得十分气愤。
作者表示，他曾听过对斯诺登的虚荣心、救世主情节以及道德不健全的推测。但却从未听过有人在为什么样的人会来担任国家情报局局长而担忧。原因何在？部份在于，美国的娱乐文化让美国民众都迷恋于秘密警探的传奇逸事与士兵们的英雄传说——最后以至于把这些浪漫的杜撰都当真了。
但是，文章指出，“通过见证我们给予何人以尊重，应该会使你更加瞭解我们。”
美国政府想要继续让他们的谍报人员远离怀疑、让他们在严厉的民主监督中的始终委身于一丝豁免，以有容身之处。如此一来，当他们直接了当地说“相信我们吧…要不然”的时候，公共还会喜滋滋地来买他们的帐。所以，基于这种目的，他们便开始对斯诺登的名誉展开攻击，让他失去道德的立场。然而，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是无济于事的。
文章指出，政府之所以能得到公众的信任，是源自民主政治对其的肯定，这方才是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来源，而非是钻政策与安全的漏洞。当一个国家没有以恰当的民主方式运行时，它就会变得野蛮不堪——就像是一伙怀揣钱财、手持枪械且自以为正义的暴徒一般。
所以，国家安全局的秘密监视计划是否真的合法与有效，比斯诺登是否值得我们尊重更为重要。但是，文章最后称，“我们之所能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斯诺登选择站了出来，将这些计划曝光天下，若非如此，我们又将从何谈起？如果从今以后，我们还想要对类似的政策问题时刻给予压力、让其能够接受公众的检验与监督，那么，我们就必须去捍卫那些泄密者的荣誉，比如，爱德.斯诺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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